传奇爱国志士王亚樵，将暗杀作为抗日和反蒋的主要手段，行刺侵华日本关东军总司令、上海侵华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大将、陆军中将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宋子文、蒋介石等，蒋介石曾悬赏100万大洋的天价缉拿他。但这样一个古今中外无人出其右的“暗杀大王”，最后却不幸死于别人对他的“暗杀”内幕，却鲜为人知。
王亚樵(1891.1—1936.9.20)，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最著名的暗杀行动策划人，曾筹划过对蒋介石、汪精卫、李顿、宋子文、徐国梁等数十名侵华日本将军、国民党要员、汉奸的刺杀行动。
“第一杀手”震惊海内外
王亚樵，字玉清，号九光，又名王鼎，1889年1月，出生于安徽合肥北乡(今合肥市瑶海区石磨乡)。其父王荫堂是一位乡村医生，粗通文墨，耕读传家。王亚樵自幼入私塾求学，聪颖过人，十七岁时，应童子试，名列前茅。嗣后，王亚樵不满清廷的腐败无能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激于民族大义，加入同盟会，奔走反清救国。武昌首义胜利，王亚樵召集志同道合者，成立庐州军政公府，任副都督。事败后，1913年亡命上海，白天做苦工，夜晚露宿街头，为人机敏刚强，嫉恶如仇。1915年，王亚樵晋见孙中山，投身护国讨袁之役，旋上书孙先生，建议以暗杀手段铲除军阀，再造共和。孙中山批驳他说：“解决革命，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一两个人。”
王亚樵见自己的“暗杀革命理念”，不被孙中山接受之后，仍然坚持己见，活跃在上海、南京、安徽、广东、广西、香港等地，成为一个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传奇式人物。王亚樵出走上海，在安徽籍上海工人中成立了“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并出任该组织首领，不久便拥众数百人。他们人手一把斧头，几百把斧头顿时把上海滩搅得昏天黑地，“斧头帮”从此声名鹊起。有了自己独立的组织和势力后，王亚樵放手实施他的“暗杀理念”，开始了“暗杀大王”生涯。他挥刀举枪马不停蹄，不论封建余孽、反动党政要人、日本鬼子、流氓恶霸杀、汉奸特务，只要他认为该死的，没有不敢杀的，他成为许多人谈之色变的“民国第一杀手”。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王亚樵致力于暗杀，无论是手段还是目的，都与中国共产党并无共同语言。但是，他对中国共产党是同情的。据王亚樵当年的学生、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人物华克之回忆：1931年底，中共地下党主办的《红旗日报》被查封，华克之因而向王提议：“九哥，你买个印刷厂送给共产党吧，你就给革命立了盖世之功。”王二话不说，不出三天，筹款万元交华转递，使《红旗日报》得以继续出版。一年后，印刷厂又遭查封，王亚樵再次解囊，赎出被关押的工人并安置好他们的出路。此外，王亚樵还曾为去延安的同志提供路费，出资援请律师帮助被捕的共产党员辩护等等。
王亚樵在国民党政界要人眼中，他是“暗杀党”、“帮匪”;江湖人士羡其效法孟尝门客弹铗而归，麾下举火待食者众多，侠肝义胆，誉之为“上海滩上小孟尝”;上海租界当局警务部门的档案中将他称之为“一个臭名远扬的刺客，若干政治谋杀案的主谋人”;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说：王亚樵是“戴笠早年最头痛的劲敌”，“对四大家族的安全很具威胁，戴曾千方百计想除此心腹大患。”
首个暗杀者：陆军中将、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
徐国梁，1876年出生天津，早年投效淮军，1903年毕业于北洋警务学堂，任职于天津警察署。1913年调往上海任第三区警察署署长。1914年1月任江苏淞沪警察厅闸北分厅厅长，同年7月升任上海警察厅厅长，负责维护上海华界社会治安，1915年1月授陆军中将军衔兼江苏省警务处长。1919年压制上海响应五四运动的罢工罢市活动。1922年开设聚丰贸易公司，暗中贩毒。
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大地被各路军阀割据，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自然也成了军阀们争夺的的一块地盘。
1923年10月，北洋直系军阀头子曹锟贿选当了总统，曹锟手下大将、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齐燮元，准备进攻浙江督军卢永祥，把亲信徐国梁派往上海，充当淞沪警察厅厅长，1923年10月2日，曹锟授将军府将军。。徐国梁手下拥有武装警察7000多人，独揽沪上，镇压革命党人和爱国人士不遗余力，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
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也巧立名目，在上海特别设立了一个军事机构——上海扩军署，派他的妹婿何丰林任扩军使，驻兵上海。一块肥肉争着吃，摩擦也就开始了，军警斗殴事件不断发生。随着摩擦的不断升级，卢永祥失去了耐心，他决心干掉徐国梁，把警权夺过来。
不久，卢小嘉便通过李少川的关系认识了王亚樵。李少川是李鸿章的族孙，因为与王亚樵是合肥的同乡，因此相交甚密。在杭州督军官邸，卢永祥热情地招待了王亚樵，并且亲口答应事成之后，奉送湖州一地，枪支四百条。王亚樵双手抱拳说：“督帅放心，一个月后听王九的消息!”
王亚樵回到上海后，立即着手布置刺杀行动。
1923年11月10日，王亚樵选派部下李达生，化名李一鸣，伺机将徐国梁处死。11月12日，王亚樵得到李达生报告：徐国梁进了温泉浴室。这温泉浴室在大世界游乐场对门，是个热闹繁华的地方，王亚樵清楚这是一个下手的好机会，于是又曾派得力干将郑益庵带领一批人赶到温泉浴室。
郑益庵到了地方一看，果然徐国梁的轿车停在浴室门口，他的十几个负责警卫的武装警察守卫在附近。郑益庵向手下的人发出了隐蔽信号。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徐国梁终于从浴室内走出，郑益庵瞅准时机发出攻击命令，行动组的人立即拥上街面，快要靠近车旁时，突然一齐开枪，徐国梁当场被打死。郑益庵在撤退途中不慎绊倒，被法国巡捕逮捕。
齐燮元接到徐国梁被刺的电报大为震怒，立即派人去上海交涉引渡人犯，可是王亚樵先动手，通过上海黑社会的关系和一笔重金，把郑益庵引渡到上海扩军署，然后悄悄送出了上海。
王亚樵：戴笠之师和引路人
1923年11月12日，王亚樵暗杀上海警察厅厅长、陆军中将徐国梁之后，便离开上海，接受反对直系的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的委任，前往湖州担任浙江纵队司令。
戴笠(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
国民党臭名昭著的大特务、军统局长戴笠，当时在王亚樵手下任中队长，他奉王亚樵为师，按江湖习惯尊其为“九哥”，执礼甚恭。
1924年10月，卢永祥被齐燮元打败，12月，奉军张宗昌部举兵进攻江苏齐燮元。段祺瑞借奉军势力派卢永祥南下，恢复皖系地盘。卢永祥遂任苏皖宣抚使。12月间，孙传芳反攻苏皖，驱走奉军。1925年1月10日，卢永祥到达南京后组织宣抚军，自兼江苏军务督办。8月卢永祥因受奉系军阀排挤辞职，隐居天津。王亚樵、戴笠同去广东，适黄埔军校招收六期生，王亚樵便把戴笠引入黄埔军校学习。
1927年，宁汉分裂，蒋介石大肆追剿持不同政见者，王亚樵突围到南京，痛斥同室操戈，从此致力于反蒋。在忠义上，戴笠想用自己的行动树立榜样，忠于蒋介石。戴笠之师、引路人和结拜兄弟王亚樵曾是10万斧头帮的帮主，不仅成为职业杀手，而且一心想杀蒋介石。戴笠一心追随蒋介石，保卫蒋介石。于是，王亚樵和戴笠便成了志不同，道不合，自然两人决裂。
谋刺“三魁首”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王亚樵目睹无数革命志士惨遭杀害，心中十分悲愤，决定暗杀蒋介石、宋子文和大汉奸汪精卫。
1931年6月初，王亚樵探听到蒋介石将从南京飞赴江西，并会上庐山消夏的消息后，派出两路人马，一路由郑抱真带领，埋伏在南京机场附近，准备趁蒋介石登机之时暴起刺杀。另一路则由华克之率领刘刚、陈成，先行上山埋伏，等待蒋介石上山再伺机刺杀。
华克之，斧头帮副帮主。郑抱真，王亚樵最欣赏的门徒。此时的他们也许根本就没有想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华克之还成为了直接受潘汉年领导的“特科”重要人物。建国后，华克之官至内务部副部长，而带领自己组建的部队加入新四军的郑抱真则是建国后合肥市的第一任市长。这个淹没在历史深处的结局，比这次刺杀事件本身更值得让人玩味。
不过，当时郑抱真率领的杀手们，在南京机场潜伏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飞机动地方，原来蒋介石临时改变行程，坐军舰去了九江。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简单地把第三次“围剿”布署完后，就将一直喊热的宋美龄带上了庐山。
此时的华克之，已经带着他的弟兄们化妆成游山的富商，潜伏在太乙村别墅群里。
得知蒋介石已经上庐山，摆在王亚樵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枪。
他通过外国朋友搞到了几把最新式的德国强力左轮手枪，500米之内威力巨大。但是因为沿途车站码头搜查甚严，而且庐山山上因为蒋介石的到来更是布满了便衣和暗哨，所以华克之一行并没有带枪上山。
现在怎么把枪送到华克之的手上便成了问题。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成功的女人。这句俗话用在很多人的身上都非常准确，对于“风流”的王亚樵也同样适用。
王亚樵的妻子王亚瑛(原名丛蕴钰，后人多误以为是王亚樵的妹妹)，不仅是王亚樵的好军师，还曾多次镇实自若地掩护王亚樵脱险。如果5年后在梧州王亚樵也能听从她的劝告的话，也许不会死得那么早。
当王亚樵正为把枪送上山的事而苦恼时，王亚瑛出了个主意。
她差人买来了四个上好的金华火腿，把中间的肉挖空，将手枪拆散，用油纸包好后放入火腿洞中，再将肉皮用针线密密缝好，涂上盐泥，表面看上去天衣无缝。
她和王亚樵的弟媳刘小莲一起，扮成贵妇，一路畅通无阻地上了庐山，并把火腿交给华克之。
华克之等人在一处隐密的竹林里把火腿打开后将枪装好，开始各自埋伏在蒋介石可能会经过的山路上，准备伏击。
可是原本非常“精彩”的一个暗杀故事，因为华克之等人的一个微小的疏忽而引起了蒋介石待从室的高度警觉。
这一次上山，蒋介石虽未带戴笠前来，但是负责保卫的待从室也决不敢掉以轻心。除了命令当地军警负责外围警戒和查岗放哨之外，待从室的卫士们也必会亲自检查蒋介石将出行的路线是否安全。
这一天，待从室的卫士们在一处隐密的竹林里，看到了四个被抛弃的奇怪的火腿，肉都被整齐地挖空了，仔细研究之后竟然发现火腿被挖空的肉洞中隐隐有机油的痕迹。
这一发现让蒋介石的待卫们非常地紧张，因为他们推测很可能就在这几天，有枪支被偷偷带上了山。那么这些枪支的目标是谁?
侍从室向蒋介石汇报之后，除了要求庐山上的军警加大巡查力度之外，也改变了护卫措施。他们将原本都拥在蒋介石身旁的侍卫们分成明暗两组，一组依然若无其事地拥在蒋介石周围警戒，另一路进入到蒋介石沿途的树林、竹林中，暗暗保护。
这一策略的改变，改变了事件的整个进程，使中国的历史得以按照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发展下去，而没有拐个弯。
1931年6月14日的下午，蒋介石和宋美龄依然乘坐着山轿出行，到太乙村一带游玩。暗暗穿行在树林中的侍从室卫士们，忽然在前方发现一个可疑的身影，此人身穿长衫，手插在腰中，全神贯注地盯着蒋介石将要经过的山路，此时蒋介石的山轿已经出现在山路的远处。
凭着职业的敏感，卫士们急速上前，扬声示警：什么人!那个身穿长衫的人这才注意到自己不远处有几个军人摸了过来，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刻，他没有转身逃跑，而是把腰中的手枪拔出来对着缓缓靠近的蒋介石连开了两枪……
这名向蒋介石开枪的人，就是华克之暗杀小组成员陈诚，跟那位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陈诚的名字一样。因为之前多次侦察的时候，侍从室的卫士还没有兵分两路，因此当时的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山路和蒋介石的身上，并没想到会有侍从室卫士暗暗地从树林中摸出来。
在那一瞬间，在斧头帮里号称神枪手的陈诚没有逃走，而是选择了开枪与蒋介石同归于尽。不过因为射程远，而且受到影响没能精确瞄准，所以这两枪都没有打中蒋介石，倒是让一个轿夫受了伤。枪声让蒋介石惊恐万状，从山轿上翻滚在太乙村山路上，并没有受到伤害。而刺客陈诚，还没有打出第三枪就已经被蜂拥而上的侍卫们打成了筛子。在那个紧张的时刻，谁也不会想到要留下活口，都是争取一枪毙命。
枪响之后，王亚瑛、华克之等人见刺杀失败，急速下山而去。
山上山下一番搜捕之后，除了现场的那把新式手枪和发现几个已经急匆匆离去的上海客人有可疑之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蒋介石电令身在上海的戴笠密查此事。戴笠经过查访，把目标盯在了王亚樵的身上，可是没有证据的他也不敢擅动这位斧头帮主，只是放出风来：“如果王亚樵敢对领袖不利，我戴笠一定不会放过他。”
1931年6月，宋子文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王亚樵决心除掉蒋介石这掌握国民政府财政大权的“妻舅”。侦察宋子文告诉王亚樵，宋子文7月22日从南京来上海，王亚樵在上海蒲柏路大华公寓和华克之、龚春浦、谢文达密议，决定待宋子文来上海在北火车站锄杀。华克之率张玉华、孙凤鸣、陈成、萧佩伟、陈凤书、朱德兴等守月台，龚春浦率刘刚、龙林、唐明、李楷、彭光耀等把守候车室，谢文达率许志远、黄立群、朱大刚、陶惠吾等守车站大门及天目路，并切断通讯路线。23日上午，各部人员领到手枪24支，烟幕弹一个，分赴北站守候。当宋子文在上海北火车站下车，华克之急命开枪。但因事先侦察不够缜密，宋子文与其秘书唐腴胪均穿白哔叽西装，同戴白拿破仑帽，面貌高矮相似，误将宋子文秘书唐腴胪乱枪打死，宋子文趁机侥幸逃脱。华克之亦误认击中，即命张玉华掼了烟幕弹，全部人员乘烟幕安全离开车站。
暗杀连续发表偏袒日本谈话的英国外交官李顿
“九·一八”之后，日本侵占东北，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提请“国联”讨论，“国联”推英国李顿爵士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中日冲突，李顿一行先至东北再到上海，竟然连续发表谈话，偏袒日本，国人闻之无不愤恨。上海各界起而反对，沈钧儒、褚辅成、朱子桥、许世英、王亚樵、吴迈、李次山、许冀公等各界知名人士假四马路大中华饭店集会，讨论对付李顿国际调查团，或言电国际抗议，或言诉诸世界舆论，或言质问李顿，王亚樵力主“世界上有强权无公理，只有诉诸武力，锄杀李顿”。
王亚樵命龚春浦主持杀李顿，在大华公寓召集所属人员计议。因李顿国际调查团住上海华懋饭店，命龙林、唐明等也住进华懋饭店，决定1932年11月10日在华懋饭店锄杀李顿，郑抱真发给手枪五支。不巧，是日上海市长吴铁城，保安处长杨虎宴请李顿国际调查团，坐等李顿回华懋饭店，龙林、唐明等乘此空隙时间，持枪抢四马路春茂钱庄，被四马路捕房擒获，供出锄杀李顿，经刑讯拷打，将刺宋、刺蒋等案全盘托出。
李顿受此惊吓慌忙逃离中国，国际舆论的冷嘲热讽让李顿颜面尽失。随后，“国联”连连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办王亚樵等“凶手”。王亚樵一波接一波的惊天暗杀大案，让国民党所有显要人物都感到如芒刺在背。
暗杀侵华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白川义大将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王亚樵召集部下紧急宣布“全力以赴抗日”，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自任司令，同时组织成立了以日军高级军官和铁杆汉奸为对象的“铁血锄奸团”，并亲自担任团长。
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陆军大将，曾参加过甲午战争，后担任过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臣，被誉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生中三杰之一。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闸北，威胁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与日军预期的不同，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没有奉行“不抵抗主义”，而是在中央军张治中将军所部第五军和宋子文税警总团的支援下奋起抵抗。这场局部战争持续了三十余日，虽然十九路军最终被迫撤退，却给与日军沉重打击，迫使其三易主帅，伤亡惨重。
十九路军抗战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图为冯庸大学的女学生兵,冯庸治学如同治军，其学生在长城抗战中也有上佳表现。
白川义则检看即将出发前往中国战场的日军士兵 (背对画面者)，由于前线战势始终不明朗，为了加强指挥，1932年2月下旬，日军正式成立上海派遣军，时任日本军事参议官的白川义则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总司令，27日，从东京出发前往上海。29日到达上海，3月1日就任司令官职务。
4月29日，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生日，即所谓的天长节。白川决定，在上海日本租界虹口公园举行一次庆典，以炫耀武力和表达对中国谈判代表的压力。
在虹口公园准备阅兵的日军，这次仪式分为两部分，庆祝天皇生日和带有阅兵式的祝捷大会。各国在沪使节出席了天皇生日庆典，但由于当时国际舆论都在谴责日军在上海的暴行，所以仪式结束之后，各国使节纷纷退场，留下的只有日本和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侨民。
白川义则酷爱阅兵，这是他在到达上海后随即组织的公大纱厂阅兵式。白川不知道的是，有一个叫做陈铭枢的中国人，正准备在这次阅兵中要他的性命。
王亚樵充分调查了白川的行动模式，并根据其警卫方式策划了这次暗杀行动，计划在虹口天长节庆祝仪式上袭杀在上海的日军高级军政人员。日军阅兵的虹口公园，属于日租界，只有日本人和朝鲜人能够入内，王亚樵的部下没有符合这样条件的。于是，王亚樵找到了在上海的朝鲜流亡政府高层安昌浩，通过他联络勇士尹奉吉。尹奉吉慨然应允执行这一任务。
出发执行任务前照相留念的尹奉吉，虹口公园的仪式进行到中间，白川大将等日本要人走上检阅台。把炸弹藏在水壶和饭盒中的尹奉吉也悄然地接近了他们。
攻击发生前一瞬的检阅台，从左到右为日本在沪侨领河端真次，驻上海公使重光葵，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第九师团师团长植村谦吉中将。就在这些日本军政两界的大员肃立高唱《君之代》时，尹奉吉将炸弹投上了检阅台，正落在河端的脚前。因为一个月前有一次被刺杀经历，野村吉三郎大将首先反应过来，但刚刚发出警报，炸弹就爆炸了，五人无一幸免，连拍摄照片的上海侨团书记长友野盛也被炸成重伤。炸弹爆炸后，唯一还站在台上的，却是白川，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警卫人员上前营救，才发现他已经身负重伤，一触即倒。尹奉吉的攻击可谓极为成功，河端当场被炸死，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十三年后到达美国密苏里号军舰签署投降文件的日本外相重光葵，就是拖着这条残腿完成使命的。野村吉三郎被炸瞎一只眼睛，植村谦吉被炸断一条腿。
尹奉吉被捕，后被押到日本，枪杀于神户，埋葬在金泽陆军墓地的路面下。直到日本战败，韩国政府才在他的埋葬地修建了纪念碑，并把他称为韩国的民族英雄。这次袭击中，唯一当时不知生死的是白川。尽管日本方面动用了最好的医疗力量，但白川除了胸腹部的重伤外，其全身还有若干细小弹片，有些嵌入内脏，成为不治之症，5月23日，白川大将一命归西。
白川大将死后，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宣读天皇对白川大将的嘉勉令。三天后，田代皖一郎参谋长后来升任中将，成为华北驻屯军总司令，七月中旬病死于天津。
两次脱险，轰动上海
谋刺国际调查团案发生后，蒋介石悬赏百万缉拿，由上海市公安局、市保安处会同法捕房，多方侦缉，由于柏芷芗出卖，知王亚樵住于上海姚主教路前军长刘芝陆所建造新宅内，复由柏芷芗追踪证实王亚樵确于夜晚乘云飞汽车进入该宅家中。市公安局侦缉队队长卢英得报，当即会同市保安处、法捕房，率领警务人员百余人，开四部红卡车，将该住宅团团围住，破门而入，进到王亚樵所住卧室内，王亚樵所着黑紫羊皮袍尚在床上，其被筒尚温暖，但始终未搜到王亚樵，当时警务人员及第二天《新闻报》《申报》两报登载的消息，均认王亚樵有飞檐走壁之能。其实，王亚樵闻警即奔上四楼晒台，抓住隔壁新造房千斤坠绳索滑下去，脱险而出。
有次亚樵隐蔽于赫德路赫德里楼上，古历二月初十清晨，王亚瑛买小菜，见红车停于弄口，特务指东指西，即回楼上对亚樵说：“快起来，前后弄口被特务佬围住了。”王亚樵叫王亚瑛脱下衣服，立即化装为娘姨，扎上头巾，手提菜篮，照照镜子，回顾王亚瑛说：“象不象娘姨?”“象。”王亚樵微笑：“堂堂王亚樵一变为娘姨!”王亚樵穿过特务身边逃出时，王亚瑛立即换上王亚樵衣服斜靠窗口吸引特务，让王亚樵脱险，特务入内搜索又扑了空，悲叹：“王亚樵不好对付!”
亚樵脱险不到秘密点，却至特务不注意的老友张树侯家暂避。进入张家，树侯极为惊异道：“风声这么紧，你怎么来此?”
王亚樵说：“避难至此暂容片刻。”
进入客房，适逢岳相如、袁家声多时未见的两位老友在座。亚樵拔出手枪对着岳、袁说：“亚樵脱险在此，处于危难之中，不能不小心多疑，请二兄暂不要离此，待我的人到后再请方便。”树侯即通知洪耀斗，一会洪耀斗、王述樵等人赶到，将王亚樵转移到述樵秘密住所，派人守卫，深夜一辆救火车驶至，王亚樵换上消防人员衣服，头戴钢帽，被送至越界筑路秘密点。
王亚樵两次脱险，轰动上海，戴笠束手无策。
但王亚樵亦见上海形势愈演愈劣，不能容发，决意出奔香港再图他计。
戴笠飞沪与王和谈决裂
1933年5月12日，戴笠持文法租界，逮捕王述樵及洪耀斗，去王亚樵臂助。王述樵被捕后，王述樵的老师沈钧儒先生，当时任全国律师公会会长，以全国、上海律师公会名义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抗议：“王亚樵犯罪，其弟王述樵何罪?兄有罪不应罪及其弟。”
沈老抗议得到律师界声援支持。沈老并亲为述樵出庭辩护，且常去看守所看望述樵，并赠一张近影照片给述樵，沈老在照片上亲笔书写：“公冶长在缧绁之中，孔子以非其罪而嘉之，昔读《论语》为之感动，今述弟羁押，自问无他，天必佑之。”
旋由蒋介石特务头子戴笠与胡抱一、胡宗南三人由庐山飞沪，提出要和王述樵、洪耀斗分别谈话，表面上是来与王亚樵和解，援救述樵、耀斗出狱，实际是要王亚樵投降蒋介石。当由王述樵、洪耀斗答复，我们现在为阶下囚，无力奔走此事，如你们真是出于诚意和解，可以找常恒芳，可能与王亚樵接上线讲和，后闻戴笠、胡抱一等果然找常恒芳出来奔走此事。王亚樵提出如雨农(戴笠号)真是出于和解，须依我二件事：(一)随我吃饭人太多，要解散他们非 100万元不可;(二)对南京、苏州、上海各地，凡所逮捕我的人，一律释放，如雨农做到上述两件事，我决只身到南京请罪，表示我的诚意。
据闻戴笠对王亚樵所提二件事均同意，但是要王亚樵先对西南反蒋派不管是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陈济棠打一枪，表示诚意。当时王亚樵函常恒芳翻脸道：雨农不是来和解，是来陷我于不义，陷党国于分裂。头可断，决不做此反复无常小人之事。王亚樵一气不谈，临离沪函蒋，如不释放我的人，誓与周旋到底。
之后，戴笠将王亚樵亲笔信持交常恒芳阅，常阅后，恐被逮捕，故意义愤填膺，说王亚樵不是人，太使我们讲话人为难，誓与绝交，正在吃饭时，将碗掼碎，表示深恨王亚樵，戴笠见常情节出于至诚，亦一笑了之。后由胡抱一出面刊登启事于新、申两报，标题是“胡二问鼎”，内容为：“你究怎办?何去何从，早日决定，不要累及你一班人与你同受罪，火速登报复我，以免我们老朋友为你关心。”王亚樵知胡二向图做官发财，竟置不理，一走了之。
安排巧计出走，致信戴笠誓和蒋周旋到底
1933年秋，蒋介石悬赏百万购王亚樵头，这样，王感到上海实不能再住下去，但是怎样走法，倒成一个问题，因各轮船码头及火车站，均有警务人员，持照片检查。那么将如何闯过这一关?
先是王亚樵拟乘日本轮船离沪，商请国民党中委陈中孚同日本领事馆交涉，化名王维新办理保险去香港。日领事熟知中国无王维新这样一个人物，必是王亚樵化名，因此转托陈中孚，说什么：“王亚樵轰炸白川大将，我国政府正在擒拿，如能诱王亚樵登我国海轮，保你做中国驻日大使。”陈中孚密告亚樵，日本海轮万万不能乘，再托上海华侨联合会会长许冀公，同英领事交涉，得英领事同意保险去香港，保险费一万元。
8月中旬，亚樵化装码头工人，肩扛货件入轮船底层货舱，锁上舱门。旅客全部登船，特务持亚樵照片侦查，全船通舱、房舱、官舱逐一检查，却忽视了货舱，因此亚樵得以脱险，同船随行有戚皖白秘书，及郑抱真、许志远、蔡克强等。亚樵脱险前留书致戴笠。
雨农老弟惠鉴：
江浙战败偕君等去穗复命，尔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辗转十年。北站刺宋、庐山刺蒋，数案共发，当局震怒，悬赏百万购亚樵之首甚急。亚樵乃一介布衣寒士，辛亥以来以身许国，复兴中华。历受总理遗训，奔走国民革命致力北伐，生死早已置于度外，尔来数年，东倭日寇侵华紧逼，强占东北，入侵华北，大片国土沦没，民族危亡迫于眉睫。一·二八淞沪抗敌军兴，亚樵附十九路军诸公骥尾，率义军抗日救亡，炸毙日倭侵沪大将白川，而执政当局久持不抵抗政策，迷恋内战，夙怨耿耿，限制国人抗日，遂有北站、庐山违命之举，君等钟爱亚樵，出面斡旋，约亚樵归顺当局，常老带转之事实难从命，君等所持者私义，亚樵所守者公义耳。亚樵与当局无归顺与否之存在，愿诸君代达，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谢罪。亚樵何去何从在于当局，否则誓与周旋到底。悬首都门又何足惜。匆匆布达。
亚樵 书!
联兵反蒋 南京暗杀汪精卫
王亚樵脱险至香港，旋与李济深、陈铭枢、萧佛成、胡汉民等各方反蒋人士晤面。声泪俱下，历述虎口余生，痛陈蒋介石独裁专横，排斥异己;蒋、汪合流媚日卖国，热衷内战，屠杀抗日志士，誓与蒋介石周旋到底。一时香港盛传：“王亚樵抵港哭诉。”
王亚樵抵港，旋即奔走联络反蒋活动。不久秘密至福州，参与筹组福建人民政府。
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大同盟领导人杨杏佛先生惨遭特务杀害。亚樵悲痛不已，亲书挽词，隔海哭吊杏佛先生：
滚滚洪涛，何处埋君骨!茫茫寰宇，哪里是吾家!
是时特务四出寻觅亚樵踪迹，因此由秘书戚皖白持挽联跑到鼓浪屿邮寄上海杨先生治丧委员会，以惑戴笠。
福建事变失败后，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王亚樵等寄居香港，一筹莫展，邀请西南政务委员会萧佛成到香港密议。由萧去广州联络陈济棠举广东兵力北伐讨蒋，陈济棠同意，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王亚樵等密去广州，再由政务委员会邀请广西李、白联合出兵，李、白拒绝，广东单独行动。
集中广东兵力部署北伐讨蒋，命余汉谋率数万兵力先出韶关，举行“羊城誓师”，王亚樵任特务团长(非军事组织，负责锄奸及情报)。各报刊载“羊城誓师”，轰动一时。
蒋介石调集大军进逼韶关，再派宋子文潜往韶关秘密以3000万元收买余汉谋，余汉谋叛变反戈回击，事出意外，广东无法支持，陈济棠被迫宣布下台。“羊城誓师”讨蒋又成泡影。
广东失败，王亚樵、陈铭枢再度回香港。广西李、白图谋与蒋合作，西南反蒋力量基本解体。
王亚樵深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除蒋之心更切。庐山暗杀蒋介石未遂之后，王亚樵和华克之准备再次对蒋介石、汪精卫实施暗杀。
1934年11月，王亚樵和华克之在南京进行周密部署，设立了一个掩护机关，即晨光通讯社。社长为华克之，化名胡云卿，是一位“出资资助的华侨富商”。总务兼编辑部主任张玉华，采访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他们组成一个有特定奋斗目标、行动纲领和工作纪律的战斗集体。在案发之前，晨光通讯社没受到任何怀疑。华克之等人一方面密切关注日趋恶化的国内形势，一方面加快了刺杀蒋介石的步伐。
1935年，李济深、陈铭枢、王亚樵等人在香港密议，决定于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锄杀蒋介石、汪精卫。第一目标杀蒋，第二目标杀汪。
他们获知，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将在南京如期召开，认为机会难得，决定在会上动手。王亚樵派华克之潜回南京担任刺杀行动的总指挥，取得记者身份的孙凤鸣、张玉华、贺坡光三人具体执行。枪法精熟的孙凤鸣则毅然担负起刺客的重任。
11月1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四届六中全会)如期举行。掌握国民党实权的蒋介石显得踌躇满志。此次大会，除西南派的粤、桂中央委员没有出席外，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汪精卫等各派要人齐集南京。当时，蒋介石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主席。国民党南京中央党部戒备森严，孙凤鸣将手枪藏于照相机内，张玉华、贺坡光各怀炸弹进入中央大礼堂。当各中委出礼堂至第一会议厅门口摄影时，汪精卫坐在第一排，但蒋介石迟迟不肯出来，转而由汪精卫作代表，与众人合影。
孙凤鸣无法刺杀蒋介石，便向汪精卫开枪。他迅速从大衣口袋里抽出一支六弹左轮手枪，一边高呼“严惩国贼，诛杀汉奸!”一边向汪精卫连击三枪。第一枪射进汪精卫左眼外角下左颧骨，第二枪从后贯通左臂，第三枪从汪精卫后背射进第六、七胸骨旁部。汪精卫倒在血泊中。场内秩序大乱，只有少数几人保持着镇静。汪精卫的侍卫举起手枪，向孙凤鸣胸部连开两枪，孙凤鸣中弹倒地。
直到场内秩序渐渐稳定下来，蒋介石才带着几分惊慌的样子，从楼上跑下来。他的这一举动让周围的人产生了怀疑。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突然联想到汪精卫与蒋介石以前的过节，用力地抓住蒋介石的手，说：“你不要演戏了，分明是你派来的杀手。为什么照相时只有你不在场?” 蒋介石恼羞成怒，但他在这种场合也不便多说话，只是将汪精卫扶起，命令将汪精卫抬上救护车，急驰中央医院。同时，刺客也被送进医院，进行抢救。
事发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汪精卫遇刺与蒋介石有关，令蒋非常被动。蒋介石召集军政有关人员及特务头子，命令多调得力人员参加侦破，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早日破案，澄清视听。在紧急抢救下，孙凤鸣的生命却走向了终点。身负重伤的汪精卫总算保住一条性命，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1944年11月9日，终因旧伤复发而不治身亡。
国民党得知刺汪案负责人是华克之后，特务们悬赏5万大洋缉拿华克之。华克之处境非常危险，但他仍然想办法营救战友，并募捐钱财资助死难者的亲属。特务们到处搜查，放出了遍布全国以及香港的眼线，但华克之似乎永远戴着神秘的面纱，令特务们无处着手。许多次，华克之就在特务们的眼前。
在案件未真正破获之前，国民党特务为解脱蒋介石，曾不断放出谣言，称刺汪案系共产党所为，又称刺汪案是由斧头帮帮主王亚樵策划的。刺汪案一周年之际，华克之为纪念死难的战友，特地书写《告全国同胞书》，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行，指出刺汪案与共产党无关。几个爱国青年的刺杀目标就是蒋介石。而汪精卫被刺，纯属孙凤鸣的临时决定……
他印了上百份《告全国同胞书》，到处散发，并将此书分别寄给毛泽东、蒋介石。此后，华克之身价倍增，悬赏金额一下子上升到大洋10万元。可是，他依然神秘地游动于特务的视野之外。人们都说，华克之失踪了。
蒋介石天价悬赏
王亚樵的频频出手，是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严重干扰，对蒋介石形成了巨大威胁，他把王亚樵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严令戴笠缉捕王亚樵。
1936年，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的一份报告说：“王亚樵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在近几年，一直是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威胁，中央政府曾以十万元悬赏缉拿。”蒋介石惊魂不定，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命令戴笠“限期擒王亚樵归案。”
戴笠早年曾投身王亚樵门下，深知王亚樵的厉害，本不愿“趟这浑水”，但受到蒋介石的“钦点”，不得不硬着头皮和上海军警合作追捕“恩师”王亚樵。戴笠尽管下了很大工夫，却没能在上海捉到王亚樵。
1933年8月，王亚樵知道上海已非久留之地，便化装成码头工人，带领20多名骨干成员随船偷渡到香港。到港不久，王亚樵很快又与“西南派”首领李济深等人取得了联系，共同谋划再次刺蒋。王亚樵派手下大将华克之谋到南京晨光通讯社社长一职，以记者身份广泛接触国民党高层，打探蒋介石的行踪，伺机下手。
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后，因久等蒋介石未到，行政院长汪精卫只好牵头带领国民党中央委员拍照。这时，化装成记者的孙凤鸣从箱式相机里掏出手枪，对准汪精卫举枪便射，汪精卫应声倒地，身受重伤。孙凤鸣随后被警卫人员射杀。汪精卫的被刺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蒋介石知悉这桩惊天巨案又是王亚樵所为，蒋介石召来戴笠，狠狠地给戴笠下达了死命令，把王亚樵的悬赏金额从1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并当面挑明他知道戴笠和王亚樵的关系，限他3天内破案，坚决不许戴笠让王亚樵漏网。
戴笠分析：共产党不主张搞恐怖暗杀，最大可能就是反蒋派，而在反蒋派中，除了王亚樵，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人。他还得知，晨光通讯社社长“胡云卿”其实就是王亚樵手下的华克之，而他这时候早已不知所终。
“暗杀大王”的“盖棺定论”
戴笠被逼到了死角，他也十分清楚，若交不出王亚樵的脑袋，将无法向蒋介石交待。
王亚樵正躲藏在香港后，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多次交涉下，英国政府电令香港当局协助南京国民政府逮捕王亚樵及其同伙。香港警方不得已，通知王亚樵尽快离开香港。李济深来信请王亚樵去广西梧州他的老家暂居。
戴笠获知王亚樵正躲藏在香港后，他亲自带领几十名骨干分子密赴香港捕杀他的引路人和老师王亚樵。
王亚樵的一些旧友部属连遭逮捕，形势险恶。
1936年2月，王亚樵偕20余名部属及家眷离开香港，改乘小火轮，住进李济深在广西梧州的祖居府邸。王亚樵再次神秘失踪后，蒋介石整日惶恐不安。戴笠挨蒋臭骂后，急得团团转。
梧州位于广西桂江与西江交汇之处，广西李济深当局时与蒋介石集团若即若离，保持半独立的状态。省政府不仅接纳了王亚樵，将其安排在李济深老家梧州龙圩，并按月支付生活费。戴笠鞭长莫及，一时奈何王亚樵不得。
王亚樵住在西江北岸、桂江东岸的一幢小楼里，斯时已派人前往延安与共产党接头，正待回音，期间曾填词一首《念奴娇》，以谴志抒怀：
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沦亡黄流注。中原烽火弥路，悲恨相继，万里烟尘，江山知何处。堂堂中华，难忍东倭猖寇，醉生梦死内战，媚倭求存，何言对国人!闽海羊城兴义师，苍苍太无情，天涯海角，足迹无门，千载留泪痕。鸥蒙山重，北顾延河非孤云。
迄今为止，这是尚可见到的王亚樵唯一留存于世的文学作品。对家国沦丧、兵燹连年的悲愤怆郁之情，浸透字里行间。
王亚樵住在梧州的日子久了不免疏忽。戴笠留停香港，为铲除王亚樵日日处心积虑、寻隙下手。戴笠手下有一个特务陈质平，外号“拉马天使”，是一个引诱、玩弄女性的行家里手。王亚樵原有个副手名余立奎，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就追随王亚樵担任过抗日义勇军(后改称决死队)的副司令，1935五年又卷入了对蒋、汪的暗杀行动，案发后不幸在香港被捕。余立奎被捕后，其妾余婉君仍滞留香港，并不时受到王亚樵在经济上的接济。余婉君舞女出身，生性浮浪，为消遣，时常光顾交际场所。不期与陈质平相遇。陈巧言令色，挥金如土，终于讨得欢心，将她引诱过去。戴笠答应她捉到王亚樵后，即将余立奎释放。该妾为情所惑，为利所诱，以十万元大洋的价格，把王亚樵卖给了戴笠，答应在刺王行动中充当内线。于是戴笠命手下特务王鲁翘，在广州特备一艘小汽艇，先后三次试航梧州，以确保万无一失。
九月间，余婉君突然由香港来梧州，对王亚樵说，他们在香港生活困难要求来梧州居住。余婉君迁居梧州后，即同特务联系。
1936年9月20日，王鲁翘偕助手岑家焯，乘汽艇直赴梧州。午后，两人到达目的地，同余女接上头，然后静待日落。当日，余婉君找到王亚樵，说有事请王亚樵去她家商谈。黄昏时分，王一进门，特务立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王眼被迷，但仍坚持同特务搏斗。特务原想生擒王亚樵，见势不可能，即改用枪击、刀刺，王亚樵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命绝。特务又用刀将王亚樵脸皮剥去。
对于余婉君的结局，有两种说法：一说事后余女赴港领赏，只得一万五千大洋，陈质平连面都没露。那女人大骂：“陈质平杀千刀!蓝衣社不讲信义!”另一说称特务们在撤离现场时将余一并击毙，伪造成情杀案的假象，混淆视听，迷惑世人。
王亚樵一生暗杀了许多人，却从来不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还曾帮助共产党做了许多好事。
据王亚樵的得力干将、后来成为中共隐蔽战线杰出人物的华克之回忆：1931年底，中共地下党主办的《红旗日报》遇到困难，王亚樵及时为他们筹款1万元，使《红旗日报》得以继续出版。此外，王亚樵还曾为去延安的同志提供路费，出资请律师帮助被捕的共产党员辩护。
据说，毛泽东在评价王亚樵时，说他：“杀敌无罪，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也算是对他有了一个“盖棺定论”。
1991年，王亚樵之哲嗣继辅，自广西负亡父遗骸返沪火化，1997年回乡安葬。后又于1998年重修其墓园，再镌其碑碣。碣文称：“纵观公之一生，可谓特立独行，无私无畏。公以‘暗杀大王’名于世，实则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为人急公好义，宽厚仁慈。”并以“中国近代史上之奇男子也”等语，为其盖棺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