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的的长河奔流不息，犹如人生旅程的写照。曹操，就像一个千古绝唱，为各朝各代为人们所唱响，历经千年，余音绕梁，久久回荡。纵观中国历史，人们对曹操的态度有所不同，无论是个人评价标准还是社会阶层的差异，曹操的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观念的不同发生变化。
《三国志》是一部史学巨著，记录了自魏文帝黄初元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六十多年的历史。作者陈寿，西晋史学家，少年好学，有志于著史，是著名史学家憔周的弟子。西晋初年，奉皇帝的命令，陈寿完成《三国志》的著述。《三国志》的突出特点是尊魏为正统，因而陈寿著史的时候，对曹操有较高的评价。
这是一个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时代。曹操作为这个时期杰出的英雄，是决定历史走势的人物。陈寿笔下的《三国志》是这样评价曹操的：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擎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陈寿评价曹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曹操是当时的豪杰，陈寿视袁绍为曹操最大的政治敌手，从侧面肯定了曹操平定北方的历史功绩；其次、将曹操与申不害、商央、韩信、白起作对比，赞扬其谋略超群；最后，在众多人物之中，曹操拥有超出其他人的特质，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由此可见，陈寿对于曹操的评价是相当正面的，肯定曹操的政治功绩，赞扬他的智谋超群，是一代英雄豪杰。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作为正史，注重的是将重大史实罗列。世人认为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肯定了陈寿著史的地位。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陈寿对曹操的评价较高:“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陈寿尊魏为正统，对曹操多正面赞颂而较少负面评价。但是《三国志》从某种角度上其叙事过于简陋，这也是一种遗憾，因此宋文帝命裴松之补注，以充实这段历史。裴松之精通史学，学问渊博，通过查补缺漏，纠正谬误的方法，竭尽平生所学，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这一创作。尽管该书叙述“颇伤杂芜”，部分内容有累赘之嫌，但其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裴松之所引用的资料，凡正史、野史、民间说法、官方说法等等都被选用。这些材料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人物的形象。曹操作为三国人物的典型，其形象在裴松之注中也逐渐丰满，更重要的是使曹操的形象呈现出开放式的评价格局。一方面，裴注对曹操的军事武功及其英雄形象进行肯定，另一方面其它史籍中的很多说法对曹操性格方面做了很大的补充，进一步丰富了曹操的形象，使其更加生动、真实。
《世说新语》，作者南朝刘义庆。所谓帝王将相被文人所关注，也是创作的素材之一。曹操的形象在《世说新语》中与以往的史书都有所不同，更多的是显示其奸诈狡猾的性格，以及残忍的一面，这也是文人所关注的。对于曹操形象的发展，《世说新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曹操残忍的一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其英雄功绩的描写被淡化。
隋朝时期的曹操形象，散见于《隋书》当中。《隋书》是唐朝人所编写的，作为一部史书，客观的反映了隋朝发展的全貌。由于隋朝存在时间比较短暂，关于论及曹操的作品较少，因此关于曹操的叙述比较零散的出现在《隋书》当中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隋书》中，曹操对历史有所贡献的举措和言论，史学家对他的评价是积极的，如《隋书·李德林传》:“伯禹矢漠，成汤陈誓，汉光数行之札，魏武《接要》之书，济时拯物，无以加也。”这里直接把曹操创作的《兵书接要》和《尚书》中的禹汤所作之誓相提并论，反映出隋人对于曹操的总体态度是肯定大过否定的。类似这样的评价还有很多，比较突出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刑法严明；二是曹操对古代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当然曹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保留在《隋书·经籍志》之中，反映出曹操对文学发展的突出贡献。
在唐代，曹操的形象与史书相比，更多的是进入文学作品之中，成为文人描写的对象。诗歌是唐代最为杰出的文学样式，也最能体现出唐代文人的文化心理。从现存的描写三国时期的唐诗来看，曹操的形象在前朝的基础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其形象的变化逐渐由肯定转为批判。
曹操在唐代文人的眼中，的确与前朝有所不同。他们在关注曹操建立丰功伟绩的同时，更多的是把视角集中在曹操晚年荒淫无度的生活上，对此唐代诗人也大加指责，这与他们对明君贤主的强烈期待有必然的联系。唐代文人描写铜雀台的诗歌所占比例较多，如直接以《铜雀台》为主题的诗歌有宋之问《铜雀台》;王无竞《铜雀台》;刘庭琦《铜雀台》;刘长卿《铜雀台》;贾至《铜雀台》;李远《悲铜雀台》;马戴《雀台怨》;薛能《铜雀台》;王遵《铜雀台》;李咸用《铜雀台》;胡曾《咏史诗·铜雀台》;罗隐《铜雀台》;程长文《铜雀台怨》;梁琼《铜雀台》;张瑛《铜雀台》等。以《铜雀妓》为题材的诗歌主要有王勃《铜雀妓二首》;乔知之《铜雀妓》;王适《铜雀妓》;郑惜《铜雀妓》;袁挥《铜雀妓》;李昌《铜雀妓》;刘商《铜雀妓》;朱放《铜雀妓》;欧阳詹《铜雀妓》;皎然《铜雀妓》;顾非熊《铜雀妓》;崔道融《铜雀妓二首》;吴烛《铜雀妓》;朱光弼《铜雀妓》等。当然也有以邺城为主题的主要有张说《邺都引》;孟台卿的《邺城怀古》;岑参《登古邺城》;张鼎的《邺城引》;李贺的《古邺城童子谣效王粟刺曹操》;张枯《邺中怀古》;刘仓的《邺都怀古》;罗隐的《邺城》等。这些诗歌或以铜雀台为描写对象，或以歌女为描写对象，抑或以邺城为描写对象，其内容多承袭魏晋小说，一方面赞美曹操的功绩，一方面对曹操末年荒淫的生活予以嘲讽。
唐代小说中除了描写曹操奸诈之外，还刻画了曹操残忍的性格，这也与《世说新语》对曹操的塑造一脉相承。如《独异志》当中的记载:“曹操无道，置发丘中郎，谋金校尉数十员，天下人家墓，无问新旧，发掘时骸骨横暴于野，人皆悲伤。”这一则描述曹操真可谓是不择手段，曹操为了补贴军用，竟然盗墓取财，导致了尸骨横暴于野的惨痛场面，其做法令人发指。“魏武残人性命，重伎艺。有一歌儿性甚慧，而声响入云。操爱其声未忍杀，乃于群妾中求得二人，声如歌者，密令教授，数月乃成。听之，立杀其前者。”更显示出曹操为了满足私欲，残忍杀害无辜的人。
曹操在唐代的形象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其总体特点是贬抑大于褒扬。首先，唐代诗人不否定曹操的政治军事才能，肯定曹操的“雄武之姿”，但是大多数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曹操，则是好色，他沉溺于铜雀台的腐朽生活。其次，曹操在唐代小说中的“奸诈残忍”遭到文人的强烈批判，显示对仁义道德的极大认同。总之，唐朝时期曹操形象演变发展呈现褒贬不一的评价体系，为后世曹形象演变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基础。
时间的飞轮来到了宋代，北宋时期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三国故事，即民间有讲史人的“说三分”，这些故事经过艺术化的处理，更加具有感染力了。无论是三国历史还是三国人物，都更加形象化和生动化。苏东坡《志林》中:“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壑璧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些记载表明无论是说书人还是听书人都十分同情刘备，反而对曹操极为痛恨。一听说曹操败，便欢呼歌唱，这表明在宋代时期曹操己经成为深入人心的“奸雄”形象。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是这样评价曹操的：“以魏武之暴房强伉，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这一评价表明曹操蓄无君之心，实为奸诈的代名词，暴房强伉表明曹操残暴。另外，司马光在叙述曹操所使用的材料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些用意:对于许邵评价曹操这一事件，他引用了孙盛的“乱世之奸雄”，而不用后汉书的“乱世之英雄”。可见乱世之奸雄的形象经过《资治通鉴》的转述其影响不知深远了多少倍;在记述曹操征陶谦的事件中，司马光舍弃了陈寿《三国志》中“所过多残戮”而是取《后汉书》中“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泅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这样的描述，让曹操的罪恶更深一层。曹操杀杨彪，《三国志》记述的并不是很详细，司马光取《后汉书》中：“时，袁术僧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勃以大逆。”这样的叙述，曹操蓄意害人的奸诈形象可谓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总之，司马光是一个通达的史学家，他在“尊魏抑蜀”为张目的封建继统上“尊刘贬曹”，其历史作用是无可取代的，正因如此，贬曹成为宋元时期曹操形象演变的主流。
明清时期，三国故事在民间的流传过程中被不断的加工与创造，不仅故事内容逐渐丰富，而且人物形象也日渐丰满。“《三国志演义》不是一个人作的，乃是五百年的演艺家的共同作品。”因此在基本情节以史实为依据的同时，也有大量的艺术化虚构。
现存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是明嘉靖壬午年(公元1522)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本)。题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全书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是研究《三国演义》的重要资料之一。
曹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塑造的最为经典人物之一，由历史到小说，曹操的形象被罗贯中丰富和完善，呈现出渐进式的转变。不论是史书还是小说，抑或民间传说，罗贯中都根据自身的创作意图进行兼收并蓄，无论对曹操正面的，负面事件以及形象刻画都予以采纳，甚至为了情节需要而移花接木相关的故事，事实上有些情节属于无中生有，但也为了塑造曹操形象服务，因此形成了曹操形象在作品中表现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曹操作为逐鹿中原的英雄人物，不可避免的带有特殊时代的烙印，如他的专权，残忍，奸诈的性格特征，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而这些特征都被罗贯中活灵活现的描绘出来了。当然，对于曹操的这些特点，尤其要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当中，不要笼统的贴上一坏到底的标签，而是要全面，具体的认识。作品在刻画曹操形象的时候，以《三国志》为主要蓝本，既忠于史实又不为历史事实所限制，通过尊重曹操基本的生活面貌和生活逻辑，对史书中的材料符合自己创作原则的予以保留，不符合的给以舍弃，甚至对一些情节进行夸张渲染，使曹操的形象更加生动、饱满、真实、完整。
在毛评本《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奸雄形象得到强化，这种强化可以看作是对曹操形象的定型，即一一“奸绝”。毛氏父子通过对嘉靖本的增补删改，以自身强烈的“拥刘贬曹”思想倾向为出发点，以民间道德伦理评判为准绳，对嘉靖本中赞誉曹操的文字删掉了，增加了一些情节以及评点加强对曹操批判，曹操也由在嘉靖本中性格复杂，形象丰满的形象转变成了毛本中活脱脱的奸雄典型，曹操也成为了“奸”的代名词，一直到今天影响深远，毛氏父子可谓功劳不小。
总之，曹操形象发展的纵向脉络，与历史发展交相辉映。自陈寿的《三国志》开始，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其形象呈现出流动性发展。魏晋时期的曹操，诚如陈寿《三国志》中所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历史中的曹操志在平定天下，扫荡群雄，恢弘志气，其英雄形象可见一斑;然则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曹操的形象得到丰富和发展，不仅曹操的军事才能得到赞颂，而且曹操性格的缺陷也得以披露，曹操的性格弱点开始也得到史学家的非议;至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其中录有不少曹操的故事，作者的创作意在突出曹操假橘之行，而淡化曹操的任人为贤。可以说曹操的形象在魏晋时期是一个起始阶段，其正面形象还是位于主导方面。但是到了唐宋时期，曹操的形象江河日下，唐代诗歌、小说、宋元时期的话本，杂剧，其主导思想为一贯的拥刘贬曹，其间蜀汉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被文人和百姓所热情歌颂，而曹操却成为了与蜀汉的对立面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不仅无谦誉之词，甚至含有讥讽之句，这也和当时人们推崇蜀汉为正统有关。这个时期，曹操的形象的塑造得到了很好的承接和发展，为后是文人进一步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明清时期，曹操形象跳出了历史的舞台，进入到文学的视野，使得曹操脱离了历史原型，文人开始有意识的塑造曹操的形象，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艺术化的曹操逐渐取代了历史上的曹操，其性格更加复杂，一方面作者肯定曹操是“治世之能臣”，另一方面也赋予曹操“乱世之奸雄”的性格特征，曹操形象更加饱满鲜活，其形象也日益丰满。毛氏父子的《三国演义》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曹操形象经过毛氏父子的削删曾改，由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转变为一个单一的国贼、奸雄的典型。曹操的形象被定型为“奸雄”的代表，并一直影响后世，流传至今。